第198章 和稀泥无望（大章）（3/5）

左庸和左妈妈闹崩，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左爸爸和左妈妈不再到孙清娜家里来。幸而有欧元做纽带，两家人不至于不联系。

两家人之间，从工作日时爷爷奶奶到孙清娜家上班，变成了周末孙清娜和左庸带着欧元去爷爷奶奶家蹭饭。

时间如是过去一个月，孙清娜突然悟出其中的好处来，因此不再积极推动两人和解。

好处是三口之家的亲密度明显攀升；没有老人在一旁监督，出现的问题更好解决；没有老人在育儿方面当防护罩，教育起欧元来更见成效。

2009年，在复杂的情感中终结。

这一年，左庸最得瑟的一件事是他投稿的《我所见证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得了上海区一等奖，不足两千字的短文，赢得三千块稿费。

孙清娜将他的征文发给远在清迈旅游的爸爸、妈妈，算是有喜共享受。

征文开篇这样写我的很多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我辞退美国的工作回到上海。回首过去我感叹到三十年前一美元兑换三点六元人民币，二十年前一美元兑换六元人民币，五年过后，一美元兑换十元人民币，从那以后美元的价值便开始回落。零三年中国汇改后，美元更是天天在贬值，我可不想等到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元贬值成墨西哥比索的时候再回国。美国的经济在我眼中会比现在更糟，而中国会一天天强大。

是拍马屁吗？

不管别人信不信，孙清娜再明白不过，那是抠门左庸的真实动机。

在这篇征文里，左庸回顾了他的人生经历及感受。

“记得七八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常讲，到二零零零年我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二零零零年，当时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四个现代化”又是如此神秘。

那年我父母的工资加在一起是九十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官方牌价，三点六元人民币换一美元，辛苦一个月兑换二十五美元。

小学三年级时有个同学问我，我们这一生中有无可能拥有一辆汽车，凭印象我父母各自的工资已涨至六十元，我很快给他我的运算结果不可能。”

“小时候我家住四楼，父母老是会说，帮着把垃圾倒了。每一次我提起破旧的垃圾桶，跑下四楼，穿过马路，拐过一个弯，把垃圾倒进一个很小，很乱，很臭的垃圾房，再很不情愿地把垃圾桶提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