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总是徒劳反复的大明海运（上）（2/5）

一是自永乐九年开始，朝廷重新开凿了元代以来早已经废弃不用的会通河，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百姓运力和庞大的海运耗费。

二是宋礼上书，认为海运相比内河漕运花费巨大，提出改为以河运漕粮为主的运送方式，并减少海运频率为三年两次，将江南富庶地区如扬州、镇江等地粮食百万余石，从内河用漕船运送至北京。

三是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揎开凿清江浦河道的工程竣工，于淮河口筑新闸，疏浚运河，修筑湖堤，并于淮安、临清等地修水次仓转输漕粮，不仅保障了会通河的充足水源，还使大运河正式全线贯通。

但是这些理由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漕运的本质，即是通过大运河剥削南方富庶地区的百姓财富来满足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的供应和需求。

换句话说，就是北京靠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吸大明十三省的血。

所以明朝粮仓是否充裕，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漕运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北京官卒的数量。

而自永乐年间迁都之后，这部分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北京地区人口的生存更加依靠于漕运。

因此明朝的漕运和其弊端是正相关关系，漕运越重要，朝廷对运河的依赖越紧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就越复杂。

到了晚明，漕运的弊端开始显现得越发厉害，其中与黄河的关系尤为突出。

尤其是到了嘉靖以后，治漕的手段就是治河，治河的目的就是治漕。

因此即使晚明的财政时时困窘，在治漕治河的花费上却一向是毫不吝惜。

但由于大运河本身的泥沙淤积、水源不足、以及过洪过闸的问题也时常发生，虽屡有治河名臣，但漕运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钧支持海运，他知道除了海运，能解决北京吸血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迁都。

而在辽东问题解决之前，迁都可谓是伤筋动骨，所费心力恐怕要比海运大得多。

另外一点，就是朱翊钧他自己的一点私心。

他总觉得大明的政治状况要比元清好上那么一点。

元朝和清朝只愿年年治河而不愿开通海运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因为治河用的人力是汉人，漕运被剥削的也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