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主意打到了紫禁城(2/5)
他人在军队,张汉卿却有意识地培养他在公安方面的经验军队和警察,看似类同,里面区别和学问大着呢!
攻城拔寨用军队,但安顿后方、对付隐秘战线的敌人,乃是警察的强项。而且黄显声让张汉卿很喜欢的是他的字“警钟”,对公共和国家安全战线,警钟常鸣好啊。
军、政、警都在奉系的控制下,冯玉祥、孙岳对此无可奈何。论实力,他们比奉系差得远了;论道义,张作霖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只要孙逸仙不出面对抗,没有人是奉系的对手。
而孙逸仙也是识大体之人,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想与奉系闹翻,甘心做他的交通委员会主席一职,不再过问政事,这让冯玉祥大失所望。
讲起来国民党也是悲摧,他们从建党起到目前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压、就是军事上受排挤,或是在经济上受窘迫。孙逸仙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皆因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比之前更缺钱。当过状元的实业家张謇说的实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孙逸仙在起义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款。他后来回国后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来,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有钱打仗就无从谈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队临时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为没有遣散费士兵会哗变。革命党人之所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财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间,孙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进入低潮期,又闹起了钱荒。有些革命党人生活穷困,致信给他借款以维持生计。孙没钱可给,但对每一封求助信都亲自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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