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故人蒙难（2/5）

夏竦富于心机，从来不是谦谦君子。他寻了个机会，让自己一个善于书法的女婢，暗中练习石介的字迹。后来把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其中一句“欲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劝勉富弼等人尽心辅佐的意思，变为了霍光等人擅行废立的意思。还起草了一份废立诏书，上报朝廷。

此事经谏院传播出来，朝廷大哗。虽然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没有人相信这无稽之谈，但范仲淹心中不安，坚请出外，庆历新政由此失败。

新政失败，当然不只是这个原因，这只是最后的导火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新政施行以来，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虽然支持者众多，反对都也不少。此时各种新政措施已经施行，朝廷最迫切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对朝政的冲击却接连不断。新政的核心，在人事制度上，偏偏新政的鼓吹者欧阳修等人，一心把朝臣分君子小人，迅速地把新政引到了党争上。

范仲淹对此有清醒认识，却已经掌握不了新政的局面。坚决自请外出，让新政无疾而终，只怕是范仲淹认识到了，新政已经没有出路。范仲淹曾评寇准，称其在澶州之战时，一意孤行，置诸大臣甚至真宗皇帝如摆设，为左右天子为大忠。但他不是寇准，也没有寇准那样与皇帝的交情，别说左右天子，仅是流言就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杜中宵并不了解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但他感觉得到，新政施行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政治虽然是人的政治，但单从人事下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自新政施行，除了人心为之一振，朝政为之一清，这种笼统的评价，具体钱粮多收多少，军力有何上升，面对夏丹和党项强敌，局面有何改善都乏善可陈。总之一句话，除了气势，政治局面并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