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6章 胡适的忧虑（2/5）

作为例证，胡适阐述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大致情况及其教育盲区：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派的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因为它所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后来开始派遣青年的时候，他们学的都是技术性的教育，亦即，要他们成为土木或机械工程师，矿冶、电力师，化学或物理技师。很少人学法律。几乎没有人学习哲学或文学。

“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当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时候，大家都强力地建议我做一个铁路或矿冶的工程师。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们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术知识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必须把青年男女培养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来领袖。辛亥革命突然发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我们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没有领袖，却到处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那只配当操练官的庸才，飞上了枝头当起督军来；那只受过文书和科级管理训练的人，受命出掌国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国之所以流于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这就是中国的悲剧。辛亥革命失败了，我再度强调，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法国革命意义下的革命。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换了代。”

以上说明，辛亥革命在胡适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辛亥革命和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他也一直在思考、在总结。

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 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老子主张‘不争’。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他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和平主义，

例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