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5章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4/5）

无论胡适、李大钊、蓝公武，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谁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处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

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 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至于论争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写道：我们“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 条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如税收、房租、图书馆、夜校、公园、医院、孤儿院、恤老院、汽车、电车、浴所、食堂、公厕、电灯、电话、市区规划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项改良。

文章最后还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可见，他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颇为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