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亭下臧否辩濮议（一）（2/5）

是以，封号之争在所难免。

受儒家思想影响，赵宋群臣，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一派主张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而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庭论英宗生父的名分。

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英宗用缓兵之谋，等过了仁宗大祥，也就是待到满二十四个月再议，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

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个月的论战，这就是赵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昔年，随袁先生读到“濮议之争”时，朱厚熜便觉的颇有几分不可思议。

前朝赵宋，于外，北有契丹人虎视眈眈，西有党项人伺机而动；于内，朋党之争不绝，“三冗”缠身，可谓是内忧外患。

值此内忧外患之局势，满朝朱紫，居庙堂之高远，却因这所谓的“濮议”，一争便是近乎两年之久，何其可笑。

又何其可悲？

然而自得智脑之后，待他知晓了“大礼议之争”时，满心的不可思议之外，更多了几分无名怒意！

朱家江山，要亡于百五十年后，而上至皇帝，下至群臣，却因所谓“大礼议”，一争便是三年，何其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