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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6章 无稽之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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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又解释说:“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而“ 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 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 我并不曾轻视。” 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

毫无疑问,胡适说的“主义”,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但读原文,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和谁过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义都“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

卡尔?波普尔说过,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胡适后来说,对于“新文化运动”,自己比较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对新语言、新文字、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曾说:“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他在《口述自传》中遗憾地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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