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6章 胡适的《四十自述》（2/5）

因为，在谈到他自己的《四十自述时， 他说过：“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他原计划把四十年的生活划为三段（留学之前 18911910，留学期间 19101917，归国之后 19171931），但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使得这个计划推迟，而最终因为出国而中断了传记的书写。《四十自述》仅用六篇文章记叙了第一段的生活，仅用了一篇“附录”附上了“文学革命的开始”。

传记的最重要的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普通的人们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是失于谀颂，便是失于诋诬，同为忌讳，也就不能纪实传真。

鉴于此，胡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他看来，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当然是对的，笔者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说过，你可以颂扬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也可以怒骂他为一介暴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就不妨碍后人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对其进行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