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兵权（2/5）

帝首肯其策，并嘱都察院监之，以防贪腐横行，欺压百姓。

张问达再拜领命，众臣退，京中因田亩清查之事再起波澜，市井议论纷纷。

大明自古非守旧之地，其民善于变通，于祖制间游刃有余，寻觅革新之隙。

此刻，明智之士皆洞悉，大明已至非变不可之境。

皇恩浩荡，实俸京官，诸党不谋而合，共议清查田亩之要务，势在必行。

《优免新例》一出，大明税基受损，若不及时修补，百官俸禄恐难以为继，内帑之银，岂能年年外借？

至于触动既得利益，引发民乱之忧，实属多虑。大明士民，受儒学熏陶，道德高尚，尤以青年才俊，血气方刚，勇于担当。

增俸足禄，足以吸引众多青年才俊归心于皇权之下，谁愿背负贪腐之名，而弃朝廷之厚禄？

贪腐之徒，多为世故老练之辈。

随着议政深入，加税之议亦浮出水面，东林、齐楚浙等党，非但外争，内亦纷争。

东林党内，叶向高主张矿税，而韩爌、张问达则力推田税，各执一词。

朱由校居南海子，日操两卫，冷眼观京城风云。

党争喧嚣，他却不以为意，深知皇权强则党争息。

商鞅徙木立信，变法成功，得益于秦孝公之全力支持；而秦惠文王时，公子虔、公孙贾因犯禁受罚，更显变法之决心。

反观王安石变法，元佑、元丰两党相争，从神宗至哲宗，党争不息，苏轼等人屡遭贬谪，直至蔡京以“元佑党籍碑”终结党争，然党争之祸，终未绝迹。

党争之下，文官节操日衰，北宋由范仲淹、富弼之高尚，渐至王安石、韩琦之时，仅余及格之姿，及至新旧党争最烈，士大夫节操底线一再突破，宣和、靖康之际，更是令人唏嘘。

大明亦未能免俗，君子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皆因利字当头。

朱由校深谙此道，亲自下场，以雷霆手段平息党争，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党派。